□ 劉洪山

　　歷史上，聊城經濟因運河而興，清中期達到鼎盛。其中，大運河畔的圣旨碑發揮了重要作用。

　　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，這座碑立于大、小碼頭附近運河南岸的重檐碑亭內，人們稱之為圣旨碑、無稅碑。石碑蟠龍碑帽下方鐫刻楷體大字“圣旨”。碑身中間一行大字“聊城臨清等五處永禁添設關卡”，也就是聊城、臨清、七級、阿城、張秋這五處永遠禁止從朝廷到地方收取苛捐雜稅。碑上雖無“無稅”字樣，但要比單純的“無稅”更有利于工商業者經營，它推動了以聊城為中心運河一帶“經濟特區”的形成。

　　因為這塊碑，聊城吸引來晉陜浙贛蘇皖等地眾多客商，他們修建了山陜、江西、蘇州等八大會館，這是運河沿線罕見的。受益于經濟發展，崇武驛南首的大、小碼頭帆檣林立；運河兩岸的太平、雙街、小東關等街道的宅院、空地，貨物堆積如山，時稱“金太平、銀雙街、鐵打的小東關”。這三條街的兩端都建有街門，客商派人日夜守護，確保貨物安全。南方貨物在此卸船調運、銷售，由畜力、人力車輛運往各地；北方各類產品在這里裝船南行，聊城成為北方重要的商品集散地。商品市場的人流物流，帶動了倉儲、運輸、餐飲、旅店等行業發展，整個城區街巷遍布飯館、客棧、貨棧、茶肆、戲院等。經濟發展了，人們衣食無憂，讀書求上進的愿望隨之萌發，啟文、光岳、攝西等一批書院先后建立，印書業、制筆業應時而生，一批批人才脫穎而出；人們越富裕越求福求財求祿求壽，宗教因此得到發展，當時僅城區就有上百座廟、觀、堂、祠。正是大運河岸上的圣旨碑，助力當時聊城、臨清一帶經濟文化達到鼎盛。

　　這座碑后來不見了。大概因現今無實物，史書上又無記載，無據可依，近代研究聊城經濟文化發展的書籍都未提及此塊石碑，但是，這個歷史事件是值得研究的。

　　圣旨碑的來歷

　　關于圣旨碑的來歷，昔日民間普遍流傳的是：在家養老的原刑部左侍郎任克溥知康熙帝南巡，把事先刻有“今日無稅，明日有稅”的石碑置于河內阻龍船，待打撈上來后，請康熙帝辨認碑上的字，康熙帝順口讀出“今日無稅，明日有稅”，迎駕者一起謝恩。皇帝金口玉言，就將石碑立在大、小碼頭對面，并建了碑亭保護。“今日無稅”，但沒有日期，也就是天天無稅。這一傳說當時在聊城家喻戶曉，婦孺皆知，現今仍有流傳。

　　但是，這個傳說講的故事，是絕無可能的。一是傳說中的八個字，碑上沒有；再是立碑時任克溥已辭世；三是即使任克溥在世，在那君主至上的時代，他作為多年執掌諫諍、彈劾官吏的刑部侍郎，不可能有如此欺君罔上的舉動。

　　碑的存在是事實，怎么立的？筆者查閱了各種版本的《東昌府志》《山東通志》及《清史稿》《清實錄》《任克溥墓志銘》等文獻，以及清朝官員任滿候補賦閑期間到各地搜集碑文梓印的數部《訪碑錄》，都未得到相應的資料。

　　民間既有任克溥立碑的傳說，大概也不是空穴來風。從任克溥的個性和他與皇帝的關系，可推測他可能得到了這道“圣旨”。

　　任克溥一生愛民，勇于陳民苦訴民怨。《清史稿》本傳中大部分篇幅寫了他愛民、懲治貪官污吏為民除害的事跡。在聊城民間更是流傳著許多他親民愛民的故事，以致“因其為御史敢言，及罷，子為仇所殺”。

　　任克溥深得皇帝信任，因喪子更得到皇帝憐惜。府志記載，康熙帝曾說“人言任某強干，誠然”。《圣祖實錄》記述康熙帝“御舟泊梁鄉閘，原任刑部侍郎任克溥來朝”，也就是任克溥到梁水鎮遠迎皇帝。《任克溥墓志銘》中說，康熙三十八年、四十二年南巡，都住在任家。皇帝“親問齒發飲食，視聰步履，至于駐輦，先后賜御書詩賦、匾額、堂聯無算……”

　　當時聊城一帶災害頻發，據乾隆《東昌府志》記載，康熙三十四年至四十二年聊城連年發生地震、淫雨、大水、大旱等災害，任克溥兩次上書反映民間慘況，都未得回音。現在皇帝就在面前，他仰仗八十六歲風燭殘年之身，無須顧及個人得失，大膽地向皇帝傾訴家鄉連年災害、饑民相食的慘狀，請求皇帝給本地人民特別恩賜是可能的。皇帝憐惜任克溥，或覺得天災難抵抗，人治能惠顧，可依運河之利以商養民，便許諾永禁添設關卡。四個月后，任克溥謝世。從此，聊城一帶商貿繁榮，商民收益大增。九年后，來聊城經商的外地客商和富裕了的當地人擔心任克溥去世久了，地方官生變，就把此“圣旨”刻碑為令，立在大、小碼頭對面最醒目、人們上下船都可看到的地方。它除提示官府備忘外，也提示商民以此監督官府，維護自己的利益。在大運河通航期間，這一規定無人敢違。

　　任克溥與皇帝在家里私下談話的內容不可詳知，人們就編造了他騙取皇帝立碑的故事。“永禁添設關卡”，或許因是皇帝的口頭許諾，無朝廷正式公文，碑又是民間所立，故官修志書未敢貿然記載。

　　圣旨碑當時狀況

　　人們為了保護這座關乎自己生計的碑，建了碑亭。因碑體高大，單層碑亭容不下，于是建了兩層檐的重檐亭，琉璃瓦覆蓋、十字脊歇山頂，亭內彩繪棟梁藻井，亭頂仿光岳樓藻井木雕蓮花。亭呈方形，建在數尺高的青石臺基上，周圍無建筑物、無樹木，地面十分寬敞，特別引人注目。石碑立在亭中央的赑屃碑座上。亭四周為磚墻，外有環廊。因是重檐，看著似樓，故人們稱之為“碑樓子”。

　　至于碑正面那行文字，聊城宿儒吳云濤先生生前寫的《碑樓子》（見《東昌野史》）和高萍蹤、沈寶章二位先生生前寫的《聊城古跡·碑樓子》（載1985年《聊城文史資料》第三輯）兩文，都明確記載為“聊城臨清等五處永禁添設關卡”。

　　亭東三四米處有一口水井。筆者幼時在井東邊二百米處的太平街西首路南居住，常隨大人去取水，趁大人提水的間隙，就爬進亭子轉一圈。碑背面蟠龍碑帽下方刻“皇恩”，碑身中間有六七行文字，大概寫了立碑的因由，立碑時間是康熙五十一年。當時碑亭內遍地破磚爛瓦，還有一些糞便，大人一般是不進去的。吳云濤先生等人說“相傳”是乾隆年間立的，說明他們沒進入亭內觀看石碑背面的文字。

　　碑亭是怎么沒有的呢？聊城新聞網刊發的一篇報道中寫到，中通客車廠原黨委副書記鮑蔭華同志聽老職工趙振興師傅說，1947年老家北楊集建紀念亭，缺乏物料，就拆了碑樓子，他還曾跟車來玩，物料由幾輛車拉走建了紀念亭。

　　亭內石碑等石刻呢？是1956年閘南電廠擴建儲煤場時拆掉的。在場的李師傅說，蟠龍碑帽等無用項，即推入附近坑內。摔斷的碑身平滑可用，運電線桿的周師傅請人幫忙裝上馬車，拉到他龍灣老家去了。

　　綜上所述，有石碑是毋庸置疑的，石碑正面刻的碑文也是有據可考的。立碑之后，以八大會館為標志的萬千商戶云集聊城一帶，帶動經濟發展這一歷史事實是公認的。唯碑背的文字失傳，怎樣立的碑尚難推測。聊城失去圣旨碑，是一大損失。我們應當彌補歷史遺留下來的遺憾，不因舊史無記載、現在無實物，就遺棄它，不將它寫入新史流傳后世，不將它納入聊城歷史經濟文化發展的研究中去。

　　在此，筆者建議查查大運河畔的這塊圣旨碑，在浩如煙海的古籍中或能發現背面的碑文記載的是什么。在沒有發現新資料前，建議先在原地復建碑亭，立個標記敘述其事，正視它存在的歷史，提示后人不忘。